一路走来

我是1960年大学毕业，分配到贵州一所卫生学校教语文的。那是一个边远的山区，而且又正赶上所谓困难时期，我感受到的更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饥饿。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南京、北京这些大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，这个大环境是比较恶劣的。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，就是尽快离开这里。
因此，我提出要报考研究生，设法调动到大学或我的南京中学母校去工作，但都被学校领导拒绝，而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，没有单位领导的批准，是绝不可能自由流动的，我只得继续待在卫校教语文。想走却走不了，就很容易产生无所事事的绝望情绪：中学赋予我的理想主义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挑战。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：我还能坚守自己的理想主义吗？在恶劣的物质条件和并不理想的工作条件下，我还能不断地发现与感受生活的美吗？我的选择是：绝不放弃！
而且，我对自己的处境也作了一个具体分析：在不利的条件下，也有有利的条件，最起码我还是一个教师，而当教师本来就是我从小的一个理想，而且我教的是文学，我相信总会有爱好文学的学生的，我和学生年龄差距不大，可以从中找到知音。
于是，我做了一个自我设计，我称之为“狡兔两窟”。
所谓“第一窟”，就是从已经具备的现实条件出发，先给自己确定一个经过努力就可以达到的现实目标：我下决心就在这卫生学校里做一个好教师。于是，我干脆搬到学生宿舍，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，我的周围就逐渐聚集了一批学生，我们一起读书、写作，一起踢足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逐渐发现并努力培育我的学生内心的美，并逐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，以至彼此之间谁也离不开谁了—我和一部分当年的学生至今还保持着这种超越师生的感情，我觉得自己在育人也在写诗。这样我就开始有了“黎明感觉”：每上一课，我都有一个带领着学生去发现语文新天地的期待，并且经常有进行语文教育新试验的各种计划；而且我如此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工作，学生的进步也很快，记得一个调干班的学生，经过我两年的努力，就把他们的语文水平由高小毕业提高到高中毕业的程度。正是这样的不断获得的“成功感”，使我得以有力量坚持自己的理想，在极其艰难的物质条件下，仍然发现与感受到生活的诗意。更重要的是，由此而形成了我的基本生存方式，即永远和年轻人生活在一起，任何时候都和当代最有理想、最有追求的年轻人保持密切的精神联系。可以说，这样的生存方式一直保持至今，这大概是我的生命能够永葆青春的基本秘密所在。这些年我一再强调“教师”对于我的意义，一直坚持对中小学教育的关注，其原因都在于此，而我的教师生涯正是从贵州开始的。为了扩大这种生活在诗中的感觉，我又努力去发现贵州大自然的美。于是，我登上学校对面的山，去迎接黎明第一线曙光，一面吟诗，一面画画；为了体验山区月夜的美感，我半夜起床，跑到附近的水库，让月光下的山影、水波，一起流泻在我的画纸上；下雨了，我冲出去，就着雨滴，涂抹色彩，竟然成了一幅幅水墨画。当然，我还真的写诗，有的就题在我的画上，有的写在彩色的本子上，称为“蓝色的诗”“红色的诗”“绿色的诗”，等等。可惜这些画和诗在“文革”中已被付之一炬；但看过的朋友都说有一种童趣，那其实就是我努力保存的赤子之心的外化。我近年在很多场合都这样说，“人在大自然中””。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基本、最重要，也是最理想的生存和教育状态。“脚踏泥土，仰望星空”，这样的生命存在方式，对人的精神发展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。我的这样的教育观、生命观，显然是贵州经验的一个总结；我总要说，是贵州的真山真水，养育了我的赤子之心。